□ 太原市万柏林区官地实验学校  张海生

“变革”意指改变事物的本质，多指社会制度而言。《礼记·大传》曾记载：“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教育”一词最早出现在《孟子·尽心上》。原句是：“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教育是一种教书育人的过程，是将一种最客观的理解教予他人，而后在生活经验中得以映证，从而形成自己所认为的价值观；同时，教育还是一种思维的传授，教育当以最客观、最公正的意识思维教化于人，人的思维才不至于过于偏差，并因思维的丰富而逐渐成熟、理性，并由此走向最理性的自我和拥有最正确的思维认知。而“发展”是一个哲学术语，简单来说就是新事物代替旧事物。事物发展的原因是事物联系的普遍性，事物发展的根源是事物的内部矛盾，唯物辩证法认为，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而向前的、上升的、进步的运动即是发展。党的十大八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并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可见教育乃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国家强盛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需要进一步加快教育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并努力办好人民满意教育。教育的发展与变革需因时而动，应势而变，悠久的中华民族发展史无数次证明“没有一成不变的教育”。

中国教育上起古圣先贤之“游学”教育模式，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古时学生从劳动中来，在“游”中品味知识的真谛，那时的教育内容尽管较为狭隘，“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根深蒂固。寒门学子通过“十年寒窗”，一朝鲤鱼跃龙门，小则光耀门楣，大则登堂入室，所谓“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那时的教育存在太多的功利意味。

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响，敲开了中国封建王朝闭关锁国的大门，西洋蛮夷的坚船利炮让沉睡千年的东方雄狮开始正视自己在工业与军事上的差距，因循守旧的封建王朝开始思考，随之有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维新思想，进而创办了“京师同文馆”等一批新学，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然而在腐朽没落的封建政治制度的环境下，任何努力都只是治标不治本。

近代的中国，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更多的中华学子为了“国家兴亡”而读书，随之有了令人振聋发聩的“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激昂与豪迈，或“投笔从戎”参军入伍，志在“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或“以笔为枪”，投身革命，用自己的满腔热血书写中华儿女爱国的青春，正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救国于即亡，挽大厦于即倒”。那时的教育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1949年10月1日，在经过了无数战争与鲜血的洗礼后，英雄的中国人民迎来了历史上第一次可以真正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在五万万同胞的欢笑与期盼中成立了。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教育自然首当其冲，那时的教育，提倡“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提倡“上山下乡”。1977年9月，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而中断了十年的高考制度得以恢复，莘莘学子迎来了教育改革的春天，无数的有志青年从黄土地中走出，通过高考，踏入了高等学府的大门，并以高考作为敲门砖，再次登堂入室，成为国家机构中的一员——公务员，通过“高考”这一人才选拔手段，无数刻苦学习的农村孩子跃出“农”门，坦坦荡荡地成为大城市中的一员，户口也由农户变为城户。教育迎来了第二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带动了东南沿海的高速发展，“特区”一词深入人心，特区的优势发展造就了新中国的第一批“富人”，“万元户”已不再是稀缺资源，随着人民群众收入水平的提高，对教育的要求也越来越不满足于现状，教育出现了差异化。贵族学校、私立学校应运而生，经济条件好的家庭，凭借自己的“财力”，可以让下一代人接受更好的、更优质教育。教育再一次向金钱弯下了他高贵的腰。

历史的车轮走到了20世纪下半叶，随着西方教育思想、教育模式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并逐渐跃入国人的眼帘。如美国的交互自行教育学习模式，英国的教育实习模式，德国的两段式教育实习模式等，这些教育思想在给国内教育带来冲击的同时，也引发了国人的思考。中国的教育模式，在批判性借鉴国外教育模式的情况下，对现有模式不断作出改良。随着时代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国内教育模式正在从应试教育模式不断向素质教育模式过渡。早期的应试教育，以升学率高低作为检验学校教育质量、教师工作成绩及学业水平，采用机械化教育方式培养的学生，采取强制做法，紧紧围绕考试和升学率要求，考什么教什么，实施局限的知识教学，加重了学生的课业负担，不能使学生得到全面培养，甚至磨灭了学生的兴趣和个性。而素质教育是以全面提高人的基本素质为根本目的，以尊重人的主体性和主动精神，以人为的性格为基础，注重开发人的智慧潜能，注重形成人的健全个性为根本特征的教育。素质教育是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是以“让人正确面对和处理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中一切事物及现象为目的”的教育手段。

“素质教育”一词是1993年2月13日出台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及1994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基础教育必须从“应试教育”转到素质教育的轨道上来，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全面提高教育质量”。

经过近30年的发展，在“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型的过程中，我们先进行的是考试架构的改革，应试教育的不全面，让我们想到把音体美等在应试教育阶段不受学生重视的科目加入必考科目，这从架构上改变了应试教育的不足。但全国大部分地区是：学校从初一开始每次体育课只针对中考考试项目进行教学和训练。这难道就是“素质教育”了吗？这难道不是在走“应试教育”的老路吗？

那么，问题出现在哪里呢？已经“全面教育”了，为什么还是“应试教育”呢？其实“应试教育”或“应试学习”，只要大学文凭还有它的价值，只要好高中更容易考取好大学，只要上高中和上大学还需要一定的评价标准，教育仍然会是“应试教育”。

很多时候，我们把“素质教育”等同于“全面教育”，但我们要的真的是“什么都学一点”的教育吗？不，当我们说“素质教育”的时候，其实只是想纠正“应试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我们要的是让教育能真正符合它本该走的方向。当前很难找到一个关于“教育目的”的标准定义。但我想教育的目的应该至少包括以下几点：

1.培养有独立思想的人

2.培养有健全人格的人

3.培养有创新思维的人

教育的追求不能仅限于培养出千篇一律的“产品”，我们需要培养出有独立思想的个体，这就要求我们要尊重学生的个人兴趣，容纳多元文化的存在，而不是把学生的学习限制在“标准答案”的范围内。未来社会可能高度机械化，重复性的工作都可能被机器所代替，人的最大价值就在于他们可以实现具体创造、在于他们的创新能力。如果教育不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与创新能力，等于在向未来投降。创新要的不是标准答案，要的不是各学科的均衡发展，而是多元化的思维碰撞，是学生自主兴趣的发展，是对质疑与批判的宽容，是对知识的深入理解而不是解题速度。

明确了教育的目的之后，我们要改变的首先是教育的评价方式，尤其是选择性考试的评价方式，它应该考察知识的产生方式而不只是结论；它应该考察知识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孤立的知识点；它应该考察课本及与课本相关的知识；它应该考察学生发现问题的能力和创造力；它应该考查学生的知识深度与广度而不只是考试大纲。

2021年，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切实提升学校育人水平，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即“双减”政策，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及学校根据属地实际认真贯彻落实，于是全国上下风风火火开展起“减负”的教育改革，霎时间“减负”已成为各个学校的一项工作要点，似乎你不挖空心思想一些“减轻学生负担”的点子，不搞一些声势浩大的“二课堂”及游学活动，不主动减少学生的作业量，就是没有贯彻国家的“双减”政策。

其实我们要明确的是素质教育并不是“减负教育”，素质教育对学生作业的要求不会比应试教育更低，而是让作业变得更有意义。单纯的减少作业量，即使对作业内容进行种种优化处理，只要“一考定终身”的指挥棒不变，考核目标不变，教育内容就不会发生太大的改变。

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今日的教育之变革，不只是要提高对于教育改革形式及内容的认知度及执行力，更应将重点着眼于不断发展的人民群众对于教育改革的期盼度与社会需要的目标性，同时还有人民群众对于教育改革情势的满意度，更应考虑的是一代又一代青年学生对于教育环境的幸福感。

国家兴衰系于人民，人民福祉系于社会，社会进步系于教育，教育发展惠及民族，一个民族要长久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用发展的眼光、创新的思维，用脚踏实地的精神蹚出一条适合中国人自己的教育改革之路。

教育改革，任重而道远，尽管一路荆棘，但我们坚定进行教育改革的初心不会动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新年致辞中曾说过的“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怀揣着“办人民满意教育”的决心，相信教育改革的明天一定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