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提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这就需要重构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需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需要加快推进政府自身改革。那么，如何推进政府改革，着重要解决好以下三个问题。
　　一、政府能力转型的问题,要由资源型政府和生产型政府转向绩效型政府。
　　我们说任何政府要推进改革，要实现政策目标，必须是有力量的，这个力量有不同的形式。如果政府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仅仅依赖于加大投入，投入大，动作大，但这个产出呢，就很难说了，我们把它叫做一种资源型的政府。那么如果政府替代企业，替代市场，它掌握了太多的市场权力，成为一个创造财富的主体，那么我们说它是一个生产型的政府。这两种政府，我们说都不是理想的政府。政府它的作用应该是掌舵的，应该是制定规则的，应该是提供保障的。所以我们说政府能力转型，应该从资源型的政府和生产型的政府这种旧有的局限里面摆脱出来到一种新型的政府能力形式。叫什么形式？绩效型政府，这个绩效型政府，它强调的是绩效成果，就是政府到底实现了什么样的一个政策成果，而不是仅仅看这个政府到底做了多少，到底投入多少。政府即使很努力，投入很大但结果很少，老百姓不认同，没有给老百姓带来实际的利益，没有积累社会财富，那政府的这种投入，就没有任何意义。所以说这种绩效型政府首先是要考虑追求效率，同时更要追求效益。政府效率很重要，效率我们说是衡量政府良性的还是非良性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另外绩效型政府，更要追求效益。效率和效益，有什么区别呢？就像对于一个企业一样，在很短的时间内生了大批的这个产品，我们说它效率很高，那么如果这些产品卖出了一个好价钱，在市场很受欢迎，我们说它效益很高，对于政府同样如此。政府要能做事，而且做的事情确实是好事，这才是绩效型政府。
 　　二、正确看待政府的管制，特别是审批。实际上这就是在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时候，我们特别容易困惑、特别容易引起争议地方。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历史的实践上，由于市场自身的缺陷，使得政府的介入成为不可或缺、不可避免的。那么政府的介入，特别政府对市场的管制是不是万能的呢？市场不是万能的，政府同样也不是万能的。应该说我们曾经在计划经济时代把政府干预、政府管制发挥到了极致。过于看重政府管制的作用，而对它的负面作用认识的不够。现在，我们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意识到政府管制在实践过程中往往会带来一些弊病，政府管制的加大，同时也意味着市场活力的降低。所以说我们对政府管制要有科学谨慎的态度，在现实中，在处理和市场的关系中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在当前这个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自身改革方面，最集中的问题就是需要政府的简政放权，简化政府的权力，放松对市场管制，提高市场的活力。包括政府和企业要分开，政府和事业要分开，政府和资本要分开，政府和社会组织要分开。具体到一些很细的简政放权的方面，比如说减少和下放投资审批事项，减少和下放生产经营活动的审批事项，减少资质资格许可和认定，减少专项支付的收费，减少部门职责交叉和分散，改革工商登记制度，改革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管理制度，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推进的简政放权的工作。
　　三、要理顺政府的职责关系，这里强调的是职责并重。职是指政府的职权，政府是有权力的。责,是指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权和责应该是相辅相成的，是权责并重的，相互制约的。曾经有一个学者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衡量一种制度优劣的最好标准，就是要看这种制度是否有利于明确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责任，并是否有利于追究其责任。政府的运行是否合理，政府的制度是否良性，就看这个责任明不明确，出了问题能不能追责，所以我们说有权力必须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否则这个权力是没有约束的权力，是容易滥用的权力，是容易产生自身利益的权力,是容易侵犯市场的权力。
　　那么怎么样处理好政府的责任和职权的关系呢？首先要强化责任意识。政府部门不能仅仅认为自己是一个权力机构，同时要明确自己的这个权力是带有责任的。出了问题，是要承担责任的。第二要处理好责任和职权的关系要依法行政。特别是行政执法领域，责任和职权的这种相适应的关系，就更加重要。不能够打着执法的名义去犯法，不能够打着执法的名义实际上是无法可依。第三要秉公用权，要强调权力不是自己的，而是法律赋予的，是人民群众赋予的。权力只能服务于人民群众，而不能侵犯人民群众的利益。所以我们说在权责一致的问题上，问责是非常重要的。这种问责机制不仅在于惩罚，更在于警示，更在于避免滥用权力，约束滥用权力。
　　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已经吹响，政府职能转变成为最为关键的环节，因此进一步推进政府改革就迫在眉睫，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政府职能的"归位"，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好的基础和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