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电视台《太原新闻》记者 李白娟


        一个行业如果有专门的节日予以纪念，自然是无上荣光的事情，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很幸运，1１月８日为中国记者节，有着特殊的纪念意义。６９年前的11月8日，在全民抗战爆发整整４个月之后，以范长江为首的左翼新闻工作者在上海成立了中国青年记者协会。从那时起，人民的记者就肩负起人民的希望，承担着历史的责任，踏上抗日救亡、民族解放的征程。从那时起，人民的记者就和人民同呼吸，和祖国共命运。哪里有艰险、哪里有斗争、哪里有奉献和牺牲，哪里就有人民记者的身影。哪里有了记者的身影，哪里就有正义的声音，英雄的形象，真理的传扬。他们为后来一代又一代的新闻从业人员起到很好的模范带头作用，他们成为中国新闻工作者行动的楷模和标杆。
         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年轻的范长江历时１０个月，万里走单骑，发表了轰动全国的《中国的西北角》；著名摄影家沙飞，用相机镜头记录下中国人民浴血抗战的悲壮瞬间。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穆青奔波在兰考大地，兰考人民称赞他长着“八路军的腿，老百姓的嘴”，誉他为“活着的焦裕禄”；１９９２年，深圳特区报记者陈锡添一篇《东方风来满眼春》，生动反映了时代巨人视察南方的身影，推动了改革开放的浪潮；这些年来，在一次次国际争端引起的局部战争中，总有一批批“不要命”、“不怕死”的记者扛着“长枪短炮”，在第一时间将战地新闻传向世界……这就是人民的记者，中华民族的记者。他们用自己的笔记录着历史，也用自己的信念和智慧推动着历史。而支持他们永往无前的正是坚定的职业操守。
        操守,往往指涉道德。职业操守是个听上去很抽象但实际上很具体的概念。其实职业操守是并不单指是一个道德问题。个人道德也是职业操守的来源之一，甚至不是首要来源。职业操守集体败坏，成为一种行业现象，成为或明或暗的行业运作规则。只认其是从业者的道德问题，不认其是社会公共系统的治理混乱，这是道德驱逐理性的表现。看看这些所谓失去操守最为严重的职业，其职业环境都有触目可见的体制性矛盾：医疗保障不足，医患矛盾突出，医生成为社会怨恨的替代品；公安干警有时听命于权而不能听命于法，被派去跨省追捕网民或是其它社会抗争事件的前沿；教育投入不足，资源配置失衡，教师身处其间进退失据；部分律师为有关部门掣肘，不得不钻营逢源，附庸其上；公权力制约机制乏力；媒体往往受到金钱诱惑与权力限制；大学行政化日甚，学者因权力捆绑成“御用”论证师，为学术泡沫不惜造假。凡此种种，如果以为这十足是为体制加罪，为道德开脱，则无异于无视这些问题的存在。道德有自身的边界,，如果不准备打造圣人国，则不应事事以道德说事。硬要诉诸道德的强加，只能令道德失衡，人心失信。因此，看清职业操守败坏的体制来源，是要矢志于公共建设，肃清那些制约行业发展的体制障碍，改革那些抑郁人心的陈规陋习，真正为各行各业开拓出更加广阔的制度空间。
今天，亿万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为新闻工作者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新闻工作使命光荣，大有可为。同时，随着信息传播技术迅速发展和信息传播渠道日益多样，我国社会舆论环境和舆论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新闻工作者也面临着新的考验：能否始终坚持“三贴近”，准确把握各种受众群体的接受习惯和心理特点，把党的主张和群众的需要结合起来？能否从群众的关注点和兴奋点入手，把握好舆论引导的时机、节奏、力度？能否在报道新闻事实中体现正确导向，在同群众交流互动中促进形成共识，在加强信息服务中开展思想教育，发挥新闻媒体宣传党的主张、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的作用？这正是记者们对肩负使命的思考。
        记者的岗位是纯洁的，这纯洁来自真诚；记者的岗位是光荣的，这光荣来自勤奋；记者的岗位是神圣的，这神圣来自奉献。在一篇篇日常新闻报道的背后，有着敬业、奉献、崇高。央视焦点访谈记者曲长缨不顾威胁、利诱，揭露出黑心矿主瞒报的矿难；人民日报记者赵亚辉在海拔６０００多米的珠峰   测量点上，记载下科考队员的艰辛；河南电视台记者曹爱文，趴在被救上来的落水女孩身上做人工呼吸，被誉为中国最美丽的女记者……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目前约有近300座广播电台、650多座电视台、1270多座电视台、2000多家报纸，另外还有雨后春笋般的各种网站，媒体发展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但也应看到，随着我国新闻事业的快速发展,媒体新闻从业人员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激烈的媒介市场竞争对新闻事业带来巨大的冲击，广大编辑记者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有些新闻工作者经不起社会的各种诱惑，频频出现丧失职业精神和违背职业道德的现象：有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淡化，以职权、职位谋一己之私；有的社会责任感降低，以新闻做交易；有的背离新闻的客观、真实性原则，编造虚假新闻、失实报道等。对此，加强媒体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修养成为业内有识之士的共同呼声。
        不说假话是当今中国新闻从业人员最后的底线，超过这一底线，不如放弃写作。这样的话，现实而理智，但是这毕竟给了所有崇尚客观公正的新闻专业主义的人们一种莫大的无奈感：什么时候我们尊敬而崇拜的新闻记者变得这么孱弱了?为什么金钱无孔不入，甚至渗透了最为崇高的专业精神?我想，福柯的话语权力的理论可以给我一些启发。为什么要给新闻媒体“车马费”?很简单，因为新闻媒体可以引导舆论，控制舆论，他们通过语言这种特权介质，实践着事关名誉生死的话语权力。在福柯看来，话语不仅是一个语言结构的概念，而是与社会实践相联系的社会学概念。他指出，“一切事物都可以归纳为两样东西：权力和话语。”福柯的权力概念实质上是一种“权力意志”(thewilltopower)，而这种“权力意志”是从考古学时期的“求知意志”(thewilltoknowledge)中引申出来的。这种超验的、构成性的“意志”内在于福柯的所有话语实践之中。福柯认为，权力有意向却没有主体性，即便权力促生抵制力量，后者也只能存在于权力关系弥散无边的游戏之中：“就像权力的关系网最终是形成了一张渗透入各类机制的稠密网络，而不被定位在它们中间，对权力的漫不胜数的抵制点，同样也横贯了各个社会阶层和个人团体。
        这其中，话语尤其被具象化为知识。福柯关于话语权形成的一番生动叙述在这里看来别有深意：“各种各样的作品，各处流传的书籍，所有这类属于相同的话语形成的本文，——许多作者，他们彼此认识或不认识，相互批评、贬低、抄袭，而又在不知不觉中相互聚首，他们固执地将他们各自独特的话语交叉在不属于他们的，连他们自己也看不清它的整体并且难以测量它的广度的网络中——所有这些形态和这些各不相同的个体性在传递时不仅仅通过他们提出的命题的逻辑的连贯，主题的循环，某一被转让、被遗忘、被重新发现的意义的固执性;它们通过话语的实证性的形式进行传递。”话语权的形成和作用都是通过具体文本，作为“历史流传物”的形态传承并最终稳固下来。话语权掌握在谁手里，决定了社会舆论的走向。且不说“怎么谈”，单论“谈什么”，就已经由话语权决定了，一旦决定了谈什么，很多问题就谈不了，更何况怎么谈?卢梭说过：“记者的笔抵过强盗手中千万支毛瑟枪。”新闻工作者应当立笔为公，执笔为民。这里我们强调的新闻职业道德修养，指的是广大新闻从业者应按照新闻职业道德的基本原则和规范，在职业活动中所进行的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自我完善，使自己形成良好的职业道德品质和达到一定的职业道德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