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约翰·贝拉米·福斯特之前，西方学界一直存在这样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对自然持有“普罗米修斯式”的控制，意指马克思的思想体系建立在技术对自然的极度控制基础上，批判马克思的价值论过分强调人类劳动力的重要性，完全否定自然的意义。马克思何以能够与“普罗米修斯”产生交集？原因在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分层阐释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劳动的四个基本特征。在论述“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时提及“普罗米修斯”，他说“明亮的居室，这个曾被埃斯库罗斯笔下的普罗米修斯称为使野蛮人变成人的伟大天赐之一（《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第5幕），现在对工人来说已不再存在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19页）”

          此后，通过“普罗米修斯”解读马克思生态观的研究模式一度流行开来。特德·本顿、雷纳·格伦德曼、维克托·福基斯、约翰·克拉克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代表一致认为马克思是现代性思想体系中人与自然关系决裂的典范。相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福斯特、马歇尔·伯曼、威廉·莱斯对此表示质疑，为马克思展开辩护。他们认为马克思对普罗米修斯的援引不是出自对技术的肯定，而是来源于对自由的召唤。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马克思明确表达了生态立场。马克思从来没有简单地否定现代性，其之于人的自由发展的期许是以肯定人是社会化的存在为前提条件的，在此基础上方才谋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营造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格局。

          【基金项目：北京联合大学人才强校优选计划·百杰计划项目“新时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创新转

          化研究（BPHR2018CS04）”；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2批面上资助项目“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研究（2017M621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