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美剧《绝望主妇》开播，以其独特的讲述视角和题材惊艳观众，一直到2011年，《绝望主妇》共播出八季，成为美剧史上的经典之作。八年后，导演大卫·格罗斯曼带着他的新作品《致命女人》强势回归，2019年8月5日，该剧首播，创下了新的收视率，再次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

        一、无意识——自觉——自为

        生活在1963年的Beth Ann是一名家庭主妇，对丈夫百依百顺，保守的她一心只想维护和丈夫的夫妻关系，当她发现丈夫出轨咖啡厅服务生后陷入了痛苦之中；Simone是80年代的上流社会名媛，离过两次婚的她和第三任丈夫Karl生活在一起，然而某一天她发现Karl是同性恋，决定离婚的她却碍于面子，迟迟无法付诸行动；2019年，Taylor是一名优秀的律师，她与丈夫Eli生活在一起，两人选择开放式婚姻，却因为Jade的入住造成新的困扰。《致命女人》将剧中的三个女主角分别设定为20世纪的60年代、80年代和当下的2019年，从平行空间的三个女性面对婚姻中的问题的不同行为表现了女性在是时代中的地位变化和女性意识的不同表现。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全世界兴起了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这也是《致命女人》中Beth Ann设定的生活年代。《致命女人》中的Beth Ann是这一时代家庭妇女的缩影，第一集中Beth和丈夫刚刚搬到豪宅中，邻居前来道贺，四人在桌前相谈甚欢，但丈夫Robert Stanton让妻子倒咖啡却从来不说话，只是用手指敲杯子，每当他敲杯子时，Beth会很自觉地为他添加咖啡，这个无声的细节道出了这对夫妻间的两性关系的不平衡感和内里的危机四伏。

生活在1984年的Simone经济独立，面对隐瞒自己同性恋倾向的老公Karl她果断干脆，立马提出了离婚，看似强大的她却也会在孤单的时候落寞，并在第一集中点出了自己性格中的弱点，那就是“我总认为自己是个非凡的女人，但如果没人想爱我我能有多非凡呢？作为Simone的丈夫，Karl非常了解她的个性，他利用Simone的弱点，继续和她在各个公共场合中佯装恩爱夫妻，并大肆开Simone的玩笑，尤其在知晓Simone出轨朋友的儿子后，和她形成了新的制衡关系。

和Beth和Simone的软弱相较，2019年的Taylor是女性意识最强的，她经济独立，精神自由，丈夫Eli是一名不知名的编剧，家中的开支由Taylor负担，他们的开放式婚姻关系是新时代的产物，也是女性主义意识不断发展的产物。

        二、女性、婚姻、性

        诚如茱蒂丝·巴特勒所说：性别由社会建构而成，并非天生，人类的身体并非生物意义上的“自然身体”，而是被权力和文化建构和形成的。在《致命女人》中，Beth和丈夫结婚后，她成为了一名和她人没有不同的家庭主妇，而忘却了本来意义的自我。在发现丈夫出轨后，她的第一反应不是找Robert理论，而是去悄悄结识“第三者”April，当发觉April的可爱与善良后，真心与之做朋友，甚至忘记了要让她离开自己丈夫的初衷。年轻貌美的April个性自由奔放，喜爱唱歌，她像一盏灯，照亮了在犹如一坛死水的婚姻中的Beth，呆板沉闷的Beth有如重获新生般，她打开了尘封已久的钢琴，琴键上音符跳动着，也在跳在了她的心弦上。如此，出轨的故事成了一个唤醒女性自我意识的过程，在最新的一集中，Robert拿着两张票兴高采烈地要带Beth去看时，失神的Beth 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在这场与第三者的斗争中占据了上风，而是对可能回失落的April感同身受，此刻，Beth正在从“他者”向“自我”回归。

女性主义常常被误认为是“性解放运动”，被看作是一群疯狂的、自私自利的女人为达到其个人的目的而进行的一场运动，然而客观来说，它是一种思维结构、一种价值观念、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一种可能拥有多样性解释的可能性。Taylor三人的“三人行”作为一种边缘的两性关系，自然超出了传统认知中的婚姻关系，或者说，其关系本身已经不再隶属于婚姻关系，而是一种内部的约定关系。但是，性的解放没有带来Taylor自我的解放，当她面对Jade的离开和Eli的难以捉摸，她没有勇气果断割裂与他们的关系，这种植根于内心的依赖注定为他们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

        三、不只是性别问题

        《致命女人》中，生活在1963年的Beth是一名白人女性，她的邻居和她老公出轨的对象都是白人女性，此时的美国中产阶级社会中是白人至上的，甚至男性亦然，黄种人和黑人是“消失”在主流话语语境中的。再看80年代的Simone，亚裔身份的她在众人的注目礼中登场，黄种人出现在一群白人中，这是美国种族融合的历史进程的图景之一。然而，在这一“”下的生活背后隐藏着亚裔的Simone家族进入美国中产阶级的不易。在第五集，在和Tommy偷情时，Tommy说到床单软的细节，Simone随手一摸床单，立马说出了它的材质，面对Tommy惊讶的表情，Simone轻描淡写的回答道：“难道我生下来就是有钱人吗？”简单的一句闲聊折射出亚裔人在美国打拼的艰难。反观2019年的Taylor，黑人女性加双性恋的身份注定了她本人的多面性，黑人女性形象进入美国中产阶级社会图景，律师的身份成为Taylor改变自己社会身份的重要跳板，她似乎在现实意义上摆脱了“黑人女性身份”带来的原罪，但是随着情节的铺展，在她和Eli、Jade的相处中亦可见其硬朗表面下孤独而无力的内心。“女同性恋主义即是女性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构成对女性主义的挑战。它与‘种族’概念一起，揭示出女性概念包含的异质性和多样性”①，表面上看，Taylor在这段三人行的关系中占据着绝对优势，因为她经济独立，在Jade和Eli面前拥有话语权。而实质上这段看似稳定的三角关系却时刻出于分崩离析的关系中，软弱的Eli觊觎Jade的温柔顾家，相比之下的Taylor似乎失去了女性特质，多情而不羁的Jade没有原则，凡事随性而至，像一只随时都会飞走的小鸟，强硬的Taylor实则软弱，难以在这段关系中独善其身，被所谓的开放式关系束缚。在Taylor和两个姐姐交谈中，也可发觉跻身美国中产的她面临着亲情的疏离，社会阶级的困惑，爱情的矛盾和身份的焦虑。

        Taylor的身份焦虑可以追溯至对父权或言男权的反抗，黑人女性身份的她不仅受到性别的歧视，还受到种族的歧视，它们像一面镜子映射了Taylor的人生。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女同性恋现象源自于女人的男性化情结，显然这种看法并没有将女同性恋定位在专属女性特有的系统中，依然站在男性视角去看待“他者”，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Tayor身份焦虑的原因。正如《致命女人》第五集中小时候的Taylor所说她期待未来的爱人会是个民主人士，这也正好契合了第一集的卡头Eli所说的话，他第一次见到Taylor是在女性大游行中，当时的Taylor正在发表一场关于废除父权制的演讲，其女权主义者的身份深深吸引了Eli。因此，在性别和种族的双重压迫下，Taylor身体力行着她的女权主义之路。然而，骨干的现实让她陷入对自我认同的怀疑中，同样对自我产生怀疑的还有Simone和Beth。当镜头交叠切换她们三人站在镜子前看着自己时，镜子里变成她们三个小时候的模样，镜像的出现是三位女性对自我的重新审视，所谓什么是女性的自我正是在这种反复碰撞中不断形成和深化的。

《致命女人》用女性视角讲述了女性的故事，诚可称为一部女性主义作品。面对男权制的文化背景下，它的出现呼唤着女性意识的觉醒。有趣的是，知乎网上有一个关于这部剧的问题，题目是“美剧《致命女人》是否在讨好女性？”，该提问的人认为这部剧从剧名、到角色设定、剧情演绎都在有意讨好女性，想来这个问题直接明了地反证了这部剧出现的意义所在。